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屠呦呦:“希望我的获奖带来新的激励机制”
2011-11-16 作者:德甲积分榜 阅读次数:

屠呦呦,在两个月前还只是中国中医科学院的一名普通研究员,而现在,她已经成为新闻的主角。因为她获得了美国拉斯克医学大奖,因为这个奖是迄今为止中国生物医药界所获得的最高的世界级大奖。

  掌声之外,也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。作为一个团队项目,屠呦呦有没有资格以个人的名义获奖?“墙里开花墙外香”的现实,又让人对于中国科研成果的评价体系产生了些许疑问。

  而今天,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或许能给我们一些答案。

  在15日召开的中国中医科学院2011科技工作大会上,屠呦呦研究员被授予中国中医科学院杰出贡献奖,她所带领的青蒿素研究团队同时获得了100万元人民币的奖金。此前,屠呦呦更是获得了美国2011年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,这是迄今为止中国生物医药界所获得的最高的世界级大奖。

  从幕后走到舞台中央,81岁的屠呦呦平静地说,总结这40年来的工作,我觉得科学要实事求是,不是为了争名争利。

  三个“第一”,让她赢得拉斯克奖杯

  带着沉甸甸的拉斯克奖杯,面对赞誉和争议,屠呦呦从容淡定。

  我国在1967年组织了全国七省市开展包括中草药在内的抗疟疾药研究,先后筛选化合物及中草药达4万多种,也没有取得阳性结果。1969年,中国中医研究院接受任务后,屠呦呦任科技组组长。

  从1969年1月开始, 历经380多次实验,190多个样品,2000多张卡片,她查阅大量文献,借鉴了古代用药的经验,设计了多种提取的方法,终于在1971年提取出青蒿素。

  用乙醚提取青蒿素,这个看似一个极为简单的提取过程,却是拉斯克看重的首创精神。

  青蒿素在研制成功之后,无论是申报国家奖励,还是获得国外奖项时,都有一些不同的声音。美国拉斯克奖评委们作了认真的调查后,在最后一份正式的文件中谈到,他们表彰的是屠呦呦对青蒿素的发现,而评奖的关键是三个第一:第一个把青蒿素带入了“523”项目、第一个提取出了具有100%活性的青蒿素、第一个将青蒿素运用到临床并证实它有效。

  中国中医科学院张伯礼院士说,这三个第一就等于首创。

  首创只是开始。屠呦呦认为,中医药成分复杂,杂质多,如果在未掌握规律之前盲目提取,便无法最大限度地提取有效成分,直接的一个结果就是在实践中反映不出应有的抗疟效果。所以,这就需要研究人员反复试验,不断改进方法,不断地发现。

  然而,如果这些发现不是突破性质的,青蒿素也许仍然无法被提炼出来。起初,屠呦呦选用的是北方生长的青蒿,但是试验效果并不明显。通过反复实践,她发现青蒿中青蒿素的含量与产地有关,南方的比北方的含量高;青蒿素的抗疟药效还与药物部位密切相关,茎和杆是不含抗疟物质的,叶子才是药用部位;叶子还与采收的季节有很大的关系,只有夏秋季叶子繁茂的时候,青蒿素含量才是最高的。

  不断研究,不断发现,屠呦呦说,只要国家需要,我就必须持之以恒。
中医研究应推倒围墙,实现真正的大协作

  其实,在屠呦呦获奖伊始,就有一个争议一直伴随:“523”项目是个集体项目,能否由屠呦呦一人获奖?

  对于这样的说法,屠呦呦没有争辩,脸上露出笑容,她说,青蒿素项目不是一个人做的,是一个团队做的,是一个大协作项目,是许多人共同参与的结果。连我的团队,也是有很多人参加的。

  “523”项目是当时举国体制联合攻关的典范,从青蒿素的提取到结构的确定再到临床验证,无不体现了集体团结协作的力量。在拉斯克颁奖的典礼上,屠呦呦说,这个荣誉不仅仅属于她个人,也属于中国科学家群体。

  是的,屠呦呦从来没有否认,这样一项科研工作不可能一个人完成,有很多研究人员、很多省市都参与其中并作出了贡献。

  张伯礼认为,美国筛选了30多万个化合物,都没有找到理想的抗疟成分。而屠呦呦的成功,更加凸显了我们中医药的优势。按照经验,在研究新药的时候,风险越来越高,研发一个新药就像是大海捞针。而在5000年的中药经验指导下研发新药,更像是盆里捞针,甚至碗里捞针,成功率往往要比完全从新老化合物中去找要高。

  正如屠呦呦所说,成功也得益于祖国医学的伟大宝库。而在张伯礼看来,面对这座宝库时,只有联合多学科的力量,联合攻关,才能取得突破,取得进步。

  推倒围墙、开门办院,成了张伯礼秉持的信念。面向国内外整合科技资源,培养与引进相结合,促进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开放共享,联手攻关,实现共赢。这也是中医科学院管理体制改革的紧迫任务。

  卫生部副部长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说,中医药科研更需要在组织上推倒围墙,创新体制和机制,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大协作、大攻关,取得大成果,开拓大市场。这是实施重大中医药科技项目的必然趋势,也是科研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。

  “三无”科学家获奖,科研成果如何评价

  有人说屠呦呦是“三无”科学家:无博士学历,无院士头衔,无留洋经历。屠呦呦获奖后,受争议最多的是,我国的科研成果评价体系。

  上世纪60年代,由于疟原虫对奎宁类药物产生抗药性,使得全世界100多个国家、2亿多疟疾患者面临无药可治的局面,死亡率急剧增高。更为严峻的是,在当时,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,都没能研制出有效的抗疟成分。

  1969年,时年39岁的屠呦呦临危受命,开始征服疟疾的艰难历程。

  “以需求为导向,以问题为动力,才能取得科学成功。”屠呦呦对记者说,如果说没有问题意识,不是为了解决问题,对于古人的记载,可能看一眼就过去了。

  40多年的潜心研究,让青蒿提取物的抗鼠疟抑制率从零提升到100%。屠呦呦的同事、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长姜廷良研究员说,为了保证病人的用药安全,在由动物实验向临床实验过渡时,屠呦呦还带头与课题组同志们一起进行自身试服,验证青蒿素的安全性。为了取得第一手临床资料,她亲赴海南疟区,奔走在高温酷暑之下,亲自喂患者药物,并整日守在病床旁边观察患者的反应以及疟原虫血片检查的结果,终于在极困难的情况下取得了首次30例患者痊愈的成功案例。

  中国中医科学院副院长刘保延说,“科研要以解决人民群众需求为目的。你研究半天,拿了多少钱,发表了多少篇文章,最后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,等于没有研究。我们不是要一味地做高深的基础研究,而是要去解决问题。”

  中医药不单是中国人的,王国强说,“能够出成果,并且把成果转化为现实产品,特别是在生命科学领域有所创新,对人民健康生活有所贡献,是检验科技成果的重要标志。”

  “希望我的获奖带来新的激励机制,鼓励大家更好地工作,多出成果,为世界人民造福。”这就是屠呦呦的愿望。(记者 王君平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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